閱罷《轉世》後，覺得若不重讀《黃禍》便無法完整理解《轉世》中的訊息，因此花了幾天重讀這本三十年前的經典。以下是一些沒系統性組織起來的閱讀筆記，希望跟讀者分享一下王力雄先生這兩部作品的心得。
一）《黃禍》是殘酷，《轉世》是慈悲
《黃禍》是殘酷，《轉世》是慈悲；《黃禍》是毁滅，《轉世》是重生。在《黃禍》中，中國以至世界分崩離析，社會塌陷，人倫崩潰；在《轉世》中，中國克服危機，脫胎換骨。
《黃禍》是個悲劇，縱使其中仍有石戈和陳盼等良善人性的描寫，幸福在物欲、權力慾和仇恨的巨大旋渦中仍只是滄海一粟。可能由於悲劇的先天特質，《黃禍》的故事比《轉世》大開大合，人物的性格描寫更激烈和極端，沉重的灰暗更容易牽動情緒，就如讀完悲劇史詩後久久難以釋懷一般。試問誰讀到那段描寫滿佈中國人屍體的海面時，能不揪心呢？
《轉世》卻有個令人欣慰的結局。縱使故事中也不乏如艾沙和百靈等的悲劇人物，但中國能突破被無限慾望拉進萬劫不復之境的結局，走向善治，是多少人的心願！文學的其中一個重要任務，就是在看似絕望的現實環境中盛載希望，讓堅持信念的讀者能生出更多忍耐和毅力面對挑戰。
然而有《黃禍》所鋪陳的恐怖危機，才更能襯托出《轉世》希望的可貴。兩本小說中的人物大部份相同，雖然人物設定不完全一樣，但也隱隱讀出作者對每個角色的期許：一念天堂，一念地獄。天耶地耶？便得看每個個體如何選擇了。
二）石戈與陳盼
若沒讀過《黃禍》，或許會感到《轉世》中石戈與陳盼的感情線稍為突兀。《轉世》中二人交往的描寫篇幅不算多，於桂枝的東方紅小餐館中的對話算是最仔細的敍述了，卻不易從中抓住任何愛情的蛛絲馬跡；此後故事中對兩人微妙感情的描寫都只是輕輕帶過，直至石戈落難時陳盼冒險犯難相救，如此從深藏心底的秘密一躍而至磊落捨身的行動轉折，若沒有《黃禍》故事的基礎背景，會很難消化。
二人在《黃禍》中的互動篇幅比在《轉世》中豐富得多，主線圍繞「逐層遞選制」的理性討論，透過歐陽中華襯托出石戈的樸實無華，藉著陳盼幻想中的兒子「小沙沙」暗示二人廝守的心願，在死刑的審判中旁若無人的表白，最終在世界崩潰後的荒原裡陰陽相隔的遺憾，感情從生到滅完整交代。在此背景下，讀者在《轉世》中重遇石戈與陳盼，不期然感到彷如隔世，期待二人修成正果。
兩部小說的主線都不是愛情，期望談情說愛的篇幅有重份量的佔比是不適當的期望。然而品格高尚的男女主角在兩個平行世界中均無法獲得完滿結局，總免不了遺憾。難道作者想透過石戈最後的精神昇華，表達愛情的最高境界應當追求精神上的契合，勉勵今生因種種物理障礙無法共諧連理的情侶？
三）科技的想像是變革的關鍵
《轉世》首次出版於 2020 年，《黃禍》則出版於 1991 年，時空相距差不多三十年。在這段漫長的年月裡，世界急促轉變，政權分合，經濟起伏，人類的生活形態變化已是滄海桑田。
寫作《黃禍》時移動電話和互聯網還未普及，人們對未來科技的想象受核軍備發展和太空探索科技競賽影響甚深。以三十年後的眼光再讀，書中的科技已不再於今天的幻想主題中佔一席地，有點像在讀艾西莫夫的《基地》的感覺。《轉世》中的科技元素則非常緊貼甚至超越今天發展，例如描述到可附於毫不起眼的物件空投到任何地方的全方位監控鏡頭、偽裝成天上飛鷹的間碟錄影飛行器、深入人體的追蹤裝置、影響力巨大的社交媒體、實現層議制自治及永久保存石戈意識的區塊鏈、及天馬行空如魔法一般的各種納米技術，為《轉世》故事增添不少趣味。
兩部作品中的科技均對故事的走向起關鍵作用，能覆舟亦能載舟。《黃禍》中核武器對世界毁滅性的打擊、生物科技於核冬天中為人類帶來的拯救；《轉世》中的監控網絡在剝奪個人私隱的同時卻助改革者拆毁建制，具巨大破壞力的納米技術成為恐佈襲擊的武器又同時創造新世界的土地，均引發深刻的科技應用倫理反思。
四）回應變幻的時局
《黃禍》寫於冷戰時代的後期，出版前兩年中國剛經歷天安門事件，後一年蘇聯才解體。因此故事的起點關聯到「六四事件」，以冷戰時期陣營的敵對思維套路推進劇情。當時中國的經濟情況尚未至小康，鄧小平的改革開放計劃才初見成效，所以中國要解決的最大的國內問題是脫貧，人民最大的恐懼和追求均扣連於此。
三十年後《轉世》面世，時局已經完全不一樣。這些年間中國發生新彊恐襲及西藏自焚者抗爭等事件及隨之而來的鐵腕鎮壓和全面監控，台灣從後蔣家時代到民進黨主政，中國從一窮二白到發盛世大夢，從韜光養晦到戰狼外交，言論自由及公民社會發展從百家爭鳴至白色恐怖彌漫。作者似乎看到：中國面對的最大問題再不是脫貧，而是貧富極端懸殊，而且上位者為富不仁。於是《轉世》以粉碎利益集團的「賣國計劃」為軸，把關心此國度的人連成一線，專權者跟基層民眾竟因此同仇敵愾。
《黃禍》裡的中國對世界的巨大影響，在《轉世》中沒再成為主題。故事的視野從全球化的角度收回個人幸福的追求；前作所聚焦的國與國之間的仇恨，在本作收窄至中國地區各民族的矛盾。而貫穿兩部作品，在崩潰時保存人性及在改革時重建秩序的，也是貫穿作者多部著作的政制論述 – 讓所有人有效地參與建設的一套協作制度。
五）西域的角色
《轉世》中雖然大部份角色跟《黃禍》重疊，但也有幾位重要的新角色，包括西藏僧人丹僧，工人領袖的女兒、後來成為丹增的妻的武拉，及維吾爾科學家艾沙。《轉世》其中一個主題是幾個民族和地區的自治與共融，相關情節的發展主要靠這幾位角色推動。
丹僧是和平抗爭者的典型，以香港的說話是個「和理非」（和平理性非暴力抗爭者），但他反對以自焚為抗爭的方式，引用他的原話：「他們的確是英雄，但自焚不是辦法。國際同情我們卻不會真做什麽，都在忙著跟中國做生意。我們不能指望外力救西藏，要靠我們自己⋯⋯佛陀眼中衆生平等，每個生命都同樣珍貴。若是認為自焚有價值，只該自己去自焚（而不應煽動別人這樣做）。」最後丹增用的方法是以層議制把人民組織起來，超越法定的架構實現實質上的自治。武拉在丹僧還俗後成為了他的妻子，以知識協助丈夫的改革志業。
艾沙則跟丹僧走相反的路線，由於他的民族被極端手段壓逼甚至屠殺，在極大的悲痛下他決定犧牲自己的性命，以恐怖襲擊的行動要脅北京政府，要求新疆獨立。最後恐襲的危機也是藉層議制的實施，令維吾爾民族獲得自治權而得以抒解。
西藏和新彊的問題被中國政府定義為敏感話題。作者透過小說創作，嘗試道出人民的感受，表達對激烈抗爭方式的看法，真誠地直視現實。
六）核心的普世難題
《轉世》中國家面對的危機是「賣國計劃」，利益集團瓜分社會資源的企圖也反映著整體國民對物質主義的沉淪。作者透過「竊國集團」和沈迪這些物質主義信徒的故事反映出個人以至集體的貪婪如何把國家推至滅亡邊緣。作者認為當代中國甚至整個世界的問題根源在於「人類的生存方式和價值追求」。如此說來政治腐敗只是導致毁滅的次要條件而已，若不正本清源，即各國政府放棄引導人民於有限世界追求無限財富，全世界-那怕是民主國家的結局也是同樣會走向毁滅的。只是中國的「四最」 – 人口最多、人均資源最少、欲望最高、道德水平最低 – 令社會崩潰的危機相對更高。
在《黃禍》中，作者以歐陽中華所推動的「綠色運動」具體地表達對沉淪物質的批判。他提出「精神人」的主張，認為社會以推動經濟為衡量進步的指標是錯誤的，應該改以提昇精神質素為指標。然而歐陽中華這曲高和寡的主張能走到最後嗎？在面對最嚴竣的考驗時，如何能以精神上的滿足感抗衡權力和物慾的引誘，保持人的尊嚴而不墜落成獸呢？作者為這個角色預備了非常戲劇性卻可悲的結局。
我認為作者在兩部著作中均沒對「如何衝破物慾的控制」給出很確實的答案，但關鍵角色的選擇或可透露一點作者的想法。無論是石戈、丹僧、還是《轉世》中的王鋒，他們的行為都有為大眾犧牲的精神。這高尚的情操源頭可以是宗教信仰、政治理想或純粹對人類的博愛。然而，理想對個別的人雖然可能，對大眾卻難免虛妄，畢竟要求整個群體均擁抱高尚的價值，輕看生物邏輯層的需求是困難的，最後也得靠建基於某些價值觀而制定的制度和法律來約束大眾。作者認為層議制便是制訂這社會契約的最佳方法。
七）推動制度改革的願望
若要以一句說話概括《轉世》的故事脈絡，我會說「眾多偶然產生的蝴蝶效應，造就機會讓層議制實施和壯大，中國的命運因而扭轉。」
在《轉世》的自序中有這一段：「改變現狀不能只靠幻想，更需要找到通向未來的道路。《轉世》是我這方面思考的形象化 ⋯⋯ 從《黃禍》到《有托邦》貫穿著一條主線，在《黃禍》中稱為「逐級遞選制」；在《權民一體論》中稱為「遞進民主制」；在《轉世》中為適應小說風格又改稱「層議制」⋯⋯ 這條線不光貫穿我的寫作，也貫穿了我的人生。」作者認為要走出《黃禍》，邁向《轉世》，關鍵便在一個制度。無論是社會主義還是代議制民主，皆不能解決中國以至世界各國政府的管治問題，因為上述制度都無可避免地導致權力集中於少數人手裡；前者導致專制政權的例子有目共睹，後者則產生操弄民粹的虛假代表。代議制民主難以成功的原因在於公民無法有效率地溝通，參政成本太高，結果大部份人傾向忽略實際狀況而憑直覺投票，造成當權者以各種手法操弄民意，參選的高門檻也令一般人卻步。
那麼「層議制」有什麼特別之處呢？我認為《黃禍》中有一段能扼要說明此制度的精要所在：「迄今為止的所有選舉都是在人們彼此互不瞭解的範圍內進行，因而全是虛假選舉。逐級遞選制的基本思想是把所有選舉都限制在互相瞭解的範圍內。」作者在另一著作《民權一體論》中，對此制度的理論有更深刻的描述。
然而，小說畢竟不可能把實踐制度時遇到的所有順逆一一交代描述。《轉世》中層議制成功實施的首例於西藏，人民的動機是為了捍衛傳統生活方式及以較和平方式實現自治。一村成功可以想像，但擴展至鄉、縣、省的規模的話很難想像不一波三折。
另外故事中參與層議制的人民都很熱心，但現實中願意花精神時間參與治理的人其實少得多。層議制中的公民代表數量比代議民主制要多得多，有那麼多人願意投入治理是難以想像的。
最後，雖說先進的通訊科技已縮短了人與人之間的距離，但中國仍有不少人住在接收不到訊號、沒有網絡、甚至沒有手機的窮鄉僻壤。故事中沒有交代這些邊緣群體要如何被代表。
然而，若故事把政制發展所遇到的波折交代得太仔細，卻又容易變得沉悶乏味，難以保持推進的節奏。這是小說的侷限。
王力雄先生不單是小說家，也是政治理念倡議者，且在重重困難中以他的筆杆、用各種體裁堅持疾呼對時代的回應，令人佩服。
八）文以載道的期盼
《轉世》一直以第三身視角敍述，但有一段以作者自己真實身份，第一身參與到虛構的情節中，虛虛實實饒富趣味。作者親自參與「歷史」的感受，見以下節錄：
「原本我已認命自己參與不了歷史，頂多在臺下蹭個前排座位，圖個看戲清楚點，卻突然有機會跑了個龍套，角色雖小，也算到歷史舞臺上轉了一圈。」
我嘗試平行地讀作者於自序中的這段話：
「今天我已把這些奢求和期待都放下寫作的意義被賦予身外事物時將永遠渺茫，不如讓意義只屬於自己。既然歷史與寫作留下的都是信息，信息在形態上等同，而把真實世界與想像的世界置放在永恒的分母上，便分不出高下長短，從這個角度，創造作品的意義與創造歷史的意義便是一樣的。」
作為一位實踐文以載道的作者，本來最希望的是作品能給廣大的讀者閱讀，讓文字所載的道得以傳播；然而作者的作品被禁止於中國國內出版已近三十年，隨著年月過去，似乎已漸漸失去了必須接觸到廣泛讀者的希冀，甚至進一步把寫作的意義只歸自己。作者以想像力和文字構築出來的世界及這世界裡的人物和故事，於精神上實在存在。他把自己置於虛構世界並參與其中，可說是在精神層面完成於現實世界未竟的志業；見證《轉世》中的大團圓結局，也可說是滿足了他對烏托邦最終能實現的期盼。